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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塞尔如下的观点:陈述以言行事行为规则的努力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在言语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构成规则这个假设的一种检验。
对此,牟宗三说:康德由实践理性而接近上帝与灵魂不灭而建立其客观妥实性,因而就神学言,即名曰‘道德的神学。但是,意志自由,在经验界或感触界,就是发现不出来的。
吾人若以哲学指评衡一切哲学化企图之原型而言,又若此种原型为评衡各种主观的哲学(此种哲学之结构,往往分歧繁复而易于改变)之用,则此种哲学必须视为客观的哲学。……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鉴于此,牟宗三继承了康德道德的进路,依着实践理性,致力于超越道德底形上学,扭转道德的神学的归向,以建立真正的道德的形上学。所谓圆轮,意即说它是一个中心点,是说由此收摄一切,由此开发一切[4]162。牟宗三说:若依宋、明儒之大宗说,道德性的天理实理是本心性体之所发。
他说:其中心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然这一些不同的哲学并无碍于哲学原型之为定然,皆可被融摄于哲学原型中而通化之。这就是说,汉语哲学,除了其他的意义之外,它同时就是一种方法论。
先前一些被忽略的要点就会凸显出来而成为重要的问题。爱因斯坦理论之下的宇宙之于牛顿物理学之下的宇宙,也出现了同样的差异。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行同样复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称谓体系,这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规范体系直接相关。它不是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反映,而是认识和描述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根本手段和原则。
但是,洪堡引证那个时代的汉学家雷缪萨的话说,汉语独到的优点表现在它具有偏离其他语言的系统,然而,正由于这一点,汉语实际上缺乏在他看来作为语言的最重要的作用,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表达手段,它要远远逊于梵语,甚至闪米特诸语言。因此,对汉语哲学来说,具体语言的状态,尤其是汉语的经验状态,以及它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正是它的一个主要领域。
汉语哲学这个名称则具有相当稳定的特征。塔尔斯基上述论断看来包含着这些科学本身在运作的意思,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这种秩序反过来或进一步会制约和影响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秩序,或其根本。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在塞尔这里,语言主要落实了心智的意向性,或者反过来,赋有了意向性的声音和符号就成了语言。
因此,仅仅对汉语形式本身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的消失和产生。人的行为的秩序的可传达性就要弱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可传达性。如果考虑到那些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语言,那么这个数量就会更多。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和普遍的学术方向,凡有足够的汉语知识的人都可以从事汉语哲学研究,就如许多以其他语言为母语者成为相当出色的汉语语法、语音等领域的学者,甚至成为某些基础理论的创立者一样。
在《逻辑学》中他强调,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语言秩序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这样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哲学中都有,并且是相通的,差别仅仅在于秩序本身应如何理解。
(一)汉语哲学与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乃是当代汉语哲学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那么,汉语哲学为人们考察以汉语书写的传统哲学指出了何种新角度,揭示了何种新问题,或者为人们重新考察传统哲学提供了何种方法? 首先,传统以汉语书写的哲学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一个合适的共同领域,不再因国别而区分为不同国家的哲学。这就是说,倘若一种语言没有承载或表达过相应的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思想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充分的表达,即使翻译,现成的词语和句式或许不敷足用,即使硬行表达了,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无法让操此种语言的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移译过来的观念和理论。
同样,汉语哲学与教汉语说哲学或民族性等问题,也没有关系。不过,对本文来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乔姆斯基还是塞尔,都将语言视为心智结构或意识的物质体现,而这正成为汉语哲学的一个领域,即从汉语哲学的视角来揭示和考察由汉语及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而体现出来的人类心智结构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人类认知或意义由不同语言而体现出来的变化。只有直接关涉事物的合作的行动才能最终达到对句子的共同理解。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也取决于当今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学得会语言的论证是以可传达为条件的。但是,真性、意义理论等都需要语言际的验证,比如,一个句子经过翻译之后,它在两种不同语言中的意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句子用汉语表达出来,与用英语表达出来,是否会发生语义上的变化?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反过来,具体语言的形式也同样作用于人们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的理解和表达。事实上,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原则翻译truth,汉语应有许多可以用来对译的词语,比如情实、实情和真相等。
根据原参理论,语言并没有一般所熟知的规则,也没有在理论上举足轻重的语法结构。总的来看,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
比如,通过汉语哲学的语言分析,就有可能消除传统哲学的某些疑难,如从汉语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大部地消解来自西方的Being问题的重要性。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大脑的机能,研究这种机能的初始状态,以及能够达到的各种成熟状态。
原则-参数的最简方案比上面那种笨拙的说法要合理地解释了人可以学会任何一种语言的潜能,以及可以同时掌握几种或十几种语言的现实的条件。第二,汉语哲学主要不关涉实践领域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参照生成理论,我可以简要地设定在认知中语言需要对应的三种秩序。普遍语法的内部结构错综复杂,足以说明为什么存在着从表面上看千差百异的各种语法和语言。
同时,普遍语法在它所容许的语法选择方面必须受到足够的制约和限制,以便解释这些语法中的每一种都是在心里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现有诸语法的基本特性从根本上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学习者所能得到的材料,因而必须诉诸普遍语法本身。莱布尼茨曾经评论过德语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德语有两个缺点:第一,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及德行和罪恶等与道德或政治有关的表达方式。
与此相关,就每一世代的人来说,语言究竟是经验的习得还是得自于先天规则?进一步说,如果人类具有共同的语言的先天规则,那么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几千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如何解释? 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人先天就具有一种作为生物属性的普遍语法,它构成了人类千差万别的各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因此,除了语言本身,它必须认识到,意义在语言际的传达还必须借助语言以外的东西。
同时,从汉语哲学角度着眼,汉语语言的特征,包括其形式特点和发展史,既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是相当坚硬具有价值的问题域,又是拓展新的问题乃至领域的契机。等到具备了适量的经验之后,某甲就会由So出发,经过一系列状态,最终到达一个相对稳固的状态SB,SB是语言机能的成熟状态。
反观汉语,古典汉语没有固定的系词,却并不妨碍对事物的认识,而近世发展出来的系动词只是相当单纯而明确地发挥联结功能,而几乎不衍生出其他功能和意义。虽然我们不能说语言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后续发展,但是现代认识论确实要借助语言哲学的工具,即确定表达知识的语句的真假的方式或可能的形式,因此任何认识论最终都必须回归到语言层面。现在,至少有如下四个问题值得分析和讨论。在这里,所谓以某种方式设定的参数以及这些参数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通过具体语言的研究以及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出来。
渗透到汉语之中的语法观念是合乎逻辑的现念,这一观念给汉语带来了适当的语序,并且必将通过运用在这种正确地建立起来的语序而在人民的精神中继续发展。(一)视野即观点 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向人阐明了人类认识和行为转向的方法论的契机。
正确的理论应该反映这些特点,因为我们必须处理以下基本事实:各种语言表面看来大不相同,然而必然有共同的潜在结构,而且必然能在简单的事实材料基础上区分语言,否则就无法学会,而实际上语言都学得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人们主张回到文本,回到古代哲学观念和思想本身时,他们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情形来理解这种主张。
国内有语言学家从汉语语法特点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认为:古代中国人不善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而善于凭经验直觉行事。然而,关于语言的性质,人们却依然持有相当分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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